总里程4263公里，这位卡车司机在疫情期间，开起了急救车
“卡车在路上是慢悠悠地开，但救护车必须快而且稳，第一时间把病人送到目的地。”
文 | 郑子愚
编辑 | 王潇
作为一个有十几年卡车驾龄、7年出租车驾龄的老司机，郭永军居然也会在出车时遭遇手忙脚乱。
在过去的两个月，郭永军有了一个新身份——上海救护车应急救援驾驶员志愿者。“卡车在路上是慢悠悠地开，但救护车必须快而且稳，第一时间把病人送到目的地。”他总结。
作为超大城市的急救“中枢”，在本轮疫情期间，因小区封控、交通停运等，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一度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日常急救业务与疫情相关急救保障需求叠加，“120”单日电话呼入量呈高位运行，最高单日达到去年同期的12倍。
为缓解急救车供需矛盾，4月底，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面向全市招募救护车应急救援驾驶员志愿者，为疫情期间的上海分担部分院前急救压力。
经过网上面试和严格的心理测试后，志愿者们5月1日起陆续上岗。49岁的郭永军就是其中之一。
集结
郭永军参与“医疗”转运实际在加入急救中心前就开始了。
4月初，他从业主群里得知，相熟的邻居张庆（化名）隔天就得前往医院血透。小区距医院5千米。叫救护车排队很长，乘坐医院的车前往又担心感染风险，一开始，张庆就骑车去医院。去时还算轻松，可持续数小时的血透结束后，张庆连步子都迈不开，回家的路像跨越山海。
郭永军站了出来，说：“没复工前，我可以开车接送。”
因为进出医院需出示24小时内核酸证明。所以，郭永军几乎每天都得载着张庆往医院跑。
郭永军记得，当时的像张庆这样情况的人很多。他们或是要去医院接受血透、化疗等常规治疗，或是要去医院孕检、就医配药，其实算不上危急，但往返医院和住处却是刚需，部分出行不便的人只能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另一方面，上海120急救车和人员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3月底，上海医疗急救中心就已紧急召回人员，“应出尽出”在单位备班。
记者采访急救中心得知，当时他们已将指挥调度席位紧急扩容数倍，通过“内部挖潜”，召回能上岗的急救人员入驻单位值守；不少非一线的人员，只要有医学背景专业技能都被安排至一线，分担压力。急救人员几乎都是超负荷工作，工作时长有时可达16小时，甚至更长，每日当班救护车辆也较平时状态增长了50%。“因为穿着大白，很多人工作时一口水也不敢喝。”
即便如此，缺口仍难弥合。
4月29日下午3时许，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微信公众号“上海120”发布消息：为切实满足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居民的就医、转运、应急处置等需求，面向社会紧急招募一批救护车应急救援驾驶员志愿者。消息被“上海发布”等公众号转发，引发关注。
郭永军看到招募信息立即想报名。他唯一的顾虑是张庆，担心自己做了志愿者没人接送张庆了。张庆则让他尽管去，说如果市民的就医问题能妥善解决，那么自己的需求也肯定能满足。
同样报名的还有陈亚明。陈亚明是一家4S店的行政人员，自3月就开始做志愿者了。他一开始报名加入了一支消毒队，还通过培训考取了消毒证。报名急救志愿者入选后，他给消毒队的负责人道歉：“我参加了急救志愿者，那儿更需要人。”
退伍军人黄恺也是入选者之一。4月29日前，他已在辖区退伍军人事务处报了到，也是小区志愿者，常给邻居们运送物资。
看到“上海发布”通知后，他就着手填写报名表。其中一项要填身高和体重，为了准确，当晚等两个女儿都睡去，他请妻子帮忙。在一直给女儿们量身高的墙面，黄恺靠墙站立，妻子在黄恺头顶画了一条线，182cm，又拿出秤，体重86千克，“比你当兵时要重很多。”妻子说。“码子大，总归有力气。”黄恺说。
30日凌晨，黄恺看见“报名成功”的字样才睡去。早晨8时22分，他在半梦半醒之间接到电话：“你已经通过了初选……”
一早，郭永军、陈亚明等人也接到了电话通知。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对符合条件的志愿者分批开展了网上面试和严格的心理测试后，被通知5月1日起陆续上岗。
出车
接到通知后，郭永军开始打包行李，特意把跟随了自己近20年的挂件也带上了。
这枚挂件此前一直挂在他卡车的驾驶室后视镜上——这是卡车司机们的习惯，寓意出入平安。他想，急救中心看中自己的应该有两点：一是持“A2驾照”，有良好的驾驶技术；二是曾有过7年的上海出租车司机的经历，熟悉上海城区的路况。因此，一定要保证驾驶安全。
在成为救护车应急救援驾驶员志愿者前，他们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培训。
救护车应急救援驾驶员志愿者正在接受培训。受访者供图
黄恺的本职工作是上海城投水务集团南区供水管理所芙蓉江站副站长。一定程度上，黄恺日常工作涉及的事务和急救中心的相似，都是要保障安全，只是一个对象是水管，另一个是病人。起初，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预备派专人管理这些驾驶员志愿者，不过在了解到黄恺的经历后，做了个决定，让黄恺来担任队长。
虽说是队长，黄恺则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后勤管理员。小到出车前“大白”等物资的分发，到伙食和核酸检测，再到车辆的加油、调度，他都得掌握。
黄恺回忆，他们接受了为期三天的培训，包括线上、线下培训，以及考核。培训内容主要是二级防护的穿戴和脱卸、救护车的日常清洁和消杀、安全行车教育，还有担架的上下车、协助患者上下楼的规范动作，最后是针对培训内容进行的实操考核，服务期间统一住在酒店内实行闭环管理。
救护车应急救援驾驶员志愿者们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5月4日，他们身穿大白正式出车，首批3辆车。上午9时，郭永军和搭档小廖接到第一张工单，需要转运一位病人到社区医院。郭永军接到需要用车的人员后，首先要对他们进行抗原测试，确保防疫安全。高架路上，郭永军看不到什么车，标识牌上滚动着字幕：“感谢守沪”“上海加油”。郭永军一向稳健，即使在这样的道路上，他依旧在意行车安全。到了医院门口，病人下车后，郭永军和小廖再对车辆进行消毒，准备接下一趟任务。
虽然大多数人都是“老司机”，但出车一开始的三四天里，黄恺能够感觉到大伙多少有点手忙脚乱的，任务之间的衔接没跟上，地点调度存在问题，导致空车时间较长，还有人不习惯使用电台，失误压到通话键“霸占”了电台。
黄恺统计了一下，这支队伍年龄在24到49岁，大多数是党员、退役军人。有人向黄恺提出，自己可以延长工时，多跑几次也好。像陈亚明是有“红十字急救证”的，就提出能否去接送一些更危急的就医人员。
黄恺知道，他们的初衷都是一腔热血，但因为防护服有规定的穿脱时间，所有人必须每天进行核酸检测。如果他们这群人出任务把防疫压力转嫁到其他一线工作人员身上，这是万万不可取的。他思虑再三，拒绝了提议。
每一单任务之间，不会有太多的休息间隔。起初，他们平均空车2分钟内，就会接到新的任务。有人提出，9时出车，到午饭时间只有3小时，不妨提早一小时，将工作时间改成8时到16时。提早一小时出车，每辆车就可能多转运一两个有需要的人。黄恺立即把大伙的意见收集起来，向上汇报，建议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并执行。
提早一小时出车，大家的积极性反而更高了，有人7时40分就检测完抗原，坐定在车上；郭永军他们从一开始的等单子，到后来能够合理规划路线，向“总台”要指定区域单子，力求能够在有限时间内多帮到一些人。
流程逐步顺畅起来。
两难
然而，具体而细小的难题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一次，郭永军遇到一位病人拦住急救车，提出自己家住得离医院不远，请求郭永军在送其他病人的同时能顺路把她捎回去。可这个操作却难住了郭永军，如果自己开卡车，捎个人自然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开的是急救车，他要严格按照流程。
还有一次，他们接调度要前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转运出院病人。刚安顿好病人，路边一位老人迎了上来。老人告诉郭永军，自己叫不到车，希望郭永军代为向总台提出调度。郭永军解释，这段时间急救车的业务量剧增，不光是驾驶员会出现短缺，就是连接线员也会出现短缺。他帮老人转换了下思路，拨通居住地居委的电话，请居委设法派车来接。经过交涉后，居委同意派车。
急救中心负责管理志愿者团队的人士告诉记者，急救从业人员有着相当高的门槛，不但需要有医学背景，还需有设备操作和实践的经验，通常一名合格急救人员的培养是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而考虑到像郭永军这样的志愿者专业问题，他们暂时不能承担胸痛、卒中等市民们认知里的急救任务。
然而有一次转运，郭永军看到病人是在几人的搀扶下从小区里挪出来，状态不佳。郭永军把人安顿在担架床上，就赶往医院。一向以开车稳健为信条的他，在踩油门时，点得比以往更重一些。他一脚油门冲进了医院的急诊通道。后来，他从对方的家属处了解到，病人常有这种状态，只要躺下就会逐步恢复。郭永军至今没有了解清楚，对方究竟是个怎样的病症。
还有一次，一位老人去中山医院血透。见到救护车时，第一句话就是“实在不想占用公共资源，但不得不拨打120”。老人的这句话让郭永军觉得自己来当驾驶员志愿者做对了。
任务完成，启程后，郭永军从右边的后视镜里瞥见，老人小小的身影微微朝车子鞠了一躬。
陈亚明也提到一件印象深刻的事。他和搭档转运过一对要去产假的夫妻。女子当时挺着个肚子，感觉就快要生育。
一周后，陈亚明接到单子，又是孕妇所在的那个小区。陈亚明打电话给求助人，对方说，自己的妻子刚生下小孩，可能走路会慢一些。
陈亚明愣了一下，赶紧补问：“你们是不是一周前也叫过车？”
“是的……”
“这也太巧了！”时隔一周，新生命诞生了。
陈亚明摸摸了口袋。按照自己家乡的习俗，这个情况是要给红包沾喜气的。“呀，穿着‘大白’。”他笑了。
“车等人”
黄恺觉得，别看自己这群人像散兵游勇，关键时候也是能够担事的。
他听队员讲过一个故事：一对搭档去医院转运一位接受放化疗的老人。可到了指定地点，老人没有出现，手机也关机了。久等未见老人，这对搭档没办法，只得冲进医院广播室喊话找人，才见到了这位急得都快掉出眼泪的老人，最终平安将他送回了家。
工作中的救护车应急救援驾驶员志愿者。受访者供图
在国家卫生健委的统筹协调下，来自天津、河南两地的国家紧急救援队100辆急救车、298名队员紧急驰援上海；上海则通过多方协调筹措力量，如社区安排专用车辆、交通部门推出巡游出租车等多种形式组建转运队伍，缓解就医供需矛盾。
救护车应急救援驾驶员志愿者们和全社会的力量形成合力，上述现象逐渐绝迹，像郭永军邻居张庆等人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郭永军明显感觉任务少了，甚至出现了“车等人”的情况。
5月底，与救护车应急救援驾驶员志愿者们约定的服务期将满。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考虑到后期或有积压的手术、出入院高峰等，将服务期延长。这支队伍中有部分人员要回到本职岗位，部分人员仍选择坚守。
正在执行任务的志愿者。受访者供图
整个任务在结束的时候，黄恺提交了一份建议，可以“平战结合”的状态来培养急救人员队伍。比如参与者可以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接受培训、跟随急救队伍出车积累实战经验，成为院前急救的辅助力量，“战时”则可以缓解人员不足的问题。
即使结束了任务，黄恺仍不时会去翻翻手机里大伙儿的合影。尽管大家都戴着口罩、穿着统一制服，也很难分清谁是谁。据黄恺统计，这支队伍累计出车1000余次，总行程3.5万多公里。
作为年龄最大的志愿者，郭永军车组出了第一车第一单，巧合的是也完成了最后一车最后一单。郭永军车组总单量125单，总里程4263公里，应该是所有车组中的第一。
近日，郭永军重新递交了一张表格，他想真正成为一名救护车应急救援驾驶员。
毕竟，从2020年开始，部分物流公司效益下滑，他正在另谋职业。不过他也有顾虑，自己欠缺急救知识，而且救护车应急救援驾驶员志愿者其中一条报名要求是，低于50岁。郭永军勉强卡进了区间。“就担心他们会因为我的年龄大了而不要我。”他说。
这几天，郭永军偶尔刷短视频软件消磨时间，“某地发生儿童溺水事件……”“溺水人员如何急救？”他发现，系统这段时间推给他的短视频，从原先的内容转向了急救方面的新闻等，而且急救知识分享类的视频尤其多。郭永军不懂大数据，只知道系统会根据用户喜好推荐短视频。
他期盼，刷着刷着，像4月30日一早那样接到电话，电话那头告诉他，自己能成为救护车应急救援驾驶员的一份子。